在中国，没有哪一类茶会像普洱茶这样缺乏完整的表达，主要原因在于，普洱茶的话语被历史、地域、人群以及商业稀释，显得零散而混乱。

具体而言，典籍与历史中的普洱茶与当下所言的普洱茶，并非一种承接关系，普洱茶的原产地以及其主要消费地的人群长期以来各自表述，难以取得共识，而商业力量的崛起，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普洱茶的面貌、工艺乃至存在形式，这些都增加了对普洱茶的认知成本。

也因为如此，普洱茶反而显得魅力四射，让人横生重塑欲望，余秋雨和他的《品鉴普洱茶》可视为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认识普洱茶的常规路径，往往与历史话语有关，这也是早期和当下研究者角逐最多的领域。他们手胼足胝、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的普洱茶时代，在遥远的边陲云南，能够调动的典籍（汉文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可谓麟角凤毛，有限的云南茶信息只有借助历史语言学的放大镜，才能一步步被挑选并还原。

让我们放弃去汉唐的追溯，直接切入到普洱茶成名天下的清代。

普洱茶命名的起源，被采纳最多的说法是因为普洱府的建立。1729年（大清雍正七年）清政府在今天的宁洱县设置了普洱府，普洱茶因为在此交易、流通因而被人所熟知。普洱茶在历史上的只言片语，无法令人满意，解释起来往往也令人困惑，就这一点，早在道光年间，阮福（1801—1875）就强烈地表达过。

阮福乃经学大师阮元之子，云南的金石学家，他在《普洱茶记》里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然而他到了云南才发现，这个大名鼎鼎的茶叶，在历史的典籍记录可谓少之又少。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不过是记载了茶与地理的对应关系。

清乾隆年间的进士檀萃同样只是在地理上作了六大茶山的分类（《滇海虞衡志》：“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日革登、三曰倚邦、四日莽枝、五日蛮砖、六日慢撒，周八百里。”）鉴于此，阮福进一步记录普洱茶的成型路线图。

如果没有朝贡贸易，普洱茶即便是在清代如此盛名，也不会有太多的笔墨记录在案，因为这些早期书写者，没有一个人抵达茶山深处，我们也就无法获得茶山现场传达出的任何细节。尽管如此，阮福还是从贡茶案册与《思茅志稿》里转述了一些他比较关注的细节：1、茶山上有茶树王，土人采摘前会祭祀；2、每个山头的茶味不一，有等级之分；3、茶叶采摘的时令、鲜叶（芽）称谓以及制作后的形态、重量和他们对应的称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