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肖坤冰博士有感于由“华茶青年会”和“中华茶馆联盟”的联合召集，于2014年8月8日-11日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举行的“走进内蒙古大草原——华茶青年茶路万里行第二季活动”活动而撰写的观察文章，本文字数较多，但内容丰富，建议收藏阅读。
引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初期，来自中国的特有商品——茶可以说是最早进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大宗商品。自16世纪至19世纪末叶为止，世界上有两条主要的“茶路”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西方：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到欧洲；另一条向北，由陆路（茶叶之路）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到达欧洲。由海路运送的茶叶被称为“tea”，由陆路运送的茶叶则被称为“chai”。后者主要是通过由山西晋商主导的从中国福建产茶区直至俄罗斯恰克图的“万里茶道”传播开去的。在这条茶路上，茶叶贸易就像染色过程的洇染一样，由青藏高原的边缘向外扩展，首先渗入中国，接着向北扩张到蒙古和西伯利亚。
茶叶作为贸易商品、大众瘾品和文化符号，与咖啡、可可、烟草一样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茶叶，在人们消费其使用价值的同时，也被编织进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在接纳茶叶的各文化群体中，随时间的流逝，茶叶承担了不尽相同的社会功能并被赋予意义。很早就成为商品和文化事物的茶叶在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茶叶的发源地和自古就进行茶叶生产、销售的古国，更是伴随茶叶贸易而深深卷入了世界体系当中。
中国历史上的三条“茶叶之路”
在中国的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条有名的茶叶之路。
第一条是“茶马古道”，该通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
第二条是“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时期，封建王朝用茶叶与西北少数民族以茶马交易为中心的贸易往来，维护了民族的和睦和国家的统一。
这两条“茶叶之路”可以说都是以汉族为统治族群的中华帝国以“以茶制夷”的治理理念在“道路”上的体现，它涉及的是中华帝国内部各族群之间，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纵观中国历史，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围绕着“十五英寸雨量线”，南北方的拮抗持续两千余年。期间，或是游牧民族跨越长城，侵掠和入主中原或是霍去病、李靖们驰骋征战于漠北、阴山，双方虽不能以原有之文化形态去统一“他者”，但均未放弃文化和经济上的交往，而是形成了一种纷争其表，共存其内的密切关系。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形成过程中，原本作为经济作物的茶叶所起作用远远超出了作为单纯日用瘾品，在文化涵化和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文明力展的两大力量之纽带。茶叶贸易的繁荣，将南北方紧密地联系起来，双方的频繁互动，使南北方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突破政治和疆域的限制，为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助力。茶叶贸易作为帝国边疆政策一枚重要的棋子，为双方均势提供了平衡点。
第三条茶路就是中俄“万里茶道”，这条茶道在长度、空间跨度上以及对后世所带来的影响方面都超越了前两条茶道，这是一条跨国、跨族群、跨多种地理生态区的国际商道，更被俄国称为“伟大的茶叶之路”。从中国的福建北部到俄国的圣彼得堡堡，以最近线路测算，“茶叶之路”全长应达9000千米以上，因而又被称为“万里茶道”。其中俄国境内5000余千米，中国境内的主干线4000余千米（含蒙古境内1060千米）。俄国境内的驼帮茶路，大部分在北纬55度线上，东起当时中俄边界恰克图，横跨西伯利亚的针叶林荒漠、乌拉尔山脉，经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主要由俄国和蒙古商人运输；中国境内的茶路，南起福建武夷山（后期由湖南安化或湖北羊楼洞起），纵穿长江、黄河、长城、草原和浩瀚戈壁，直抵恰克图。在更早的时候，流通于这条国际商道上的大黄、茶叶与麝香是俄罗斯三样“必须要物”，后来麝香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茶叶大黄两种，尤为该国日用所必需，非此即必生疾病，一经断绝，不但该国每年缺少余息，日渐穷乏，并可制其死。”而清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也先后采取了“以大黄制夷”、“茶黄制夷”与“以茶制夷”的不同策略。
俄国人瓦西里·帕尔申在描述于1835-1840在“茶叶之路”贝加尔湖至尼布楚一路的见闻时，曾这样描述到：
换回茶叶，这是交易的主要目标。
换来的茶叶有：各种花茶，各种字号的茶，普通茶和砖茶。砖茶在外贝加尔边区的一般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极端必需，以致往往可以当钱用。一个农民或布里亚特人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因为他们确信，在任何地方他都能以砖茶代替茶用。
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中俄“万里茶道”
１９９３年，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遗产类型的概念开始形成。在次年于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将“路线作为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线路”的概念。据《文化线路宪章》，文化线路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承担特定用途的交通线路而发展起来的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特定历史现象，现象的载体即文化线路遗产的内容。可见文化线路中的交通路线并不是普通的一条道路（road），而是运输特定的商品，或进行特定的政治、宗教、文化活动而逐渐形成的一条线路(route)。一条交通线路区别于其他交通线路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其承担的主导功能，比如丝绸之路、中俄茶叶之路、欧洲的葡萄与葡萄酒线路等，其名称均源于其在历史上的功能用途。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人文因素的集体干涉相一致，并导向这个共同的目标。
从文化线路遗产的定义和内涵来看，“特定的用途”和“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这两点是“文化线路”特别强调的。此外，它还强调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地域上的“跨越性”、族群文化的多元性、交通方式的多样性等多种衡量标准，各种因素共同在历史的过程中交互影响作用，才有可能形成持续的演进动力，从而成为今天的文化线路遗产。300多年前形成的“万里茶道”作为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换的国际商道，横贯亚欧大陆中蒙俄三国，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沿线有200多个城市。从各种标准来看，都符合“文化线路”遗产的概念和内涵。
具体的特定的用途
“万里茶道”又被称为“茶叶之路”，从其命名上显而易见茶叶是这条商道上主要流通的商品。虽然俄国的欧洲部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早在17 世纪就已开始，但大规模的商队贸易则是当茶叶成为重要商品之后。尤其在18 世纪后期到19 世纪末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之前，茶叶贸易一直是中俄陆路贸易的核心商品。在莫斯科和福建之间这条长达4 万多里的陆上茶叶之路上，中俄商队络绎于途，共同经营蔚为壮观的茶叶贸易。在18世纪的中俄贸易结构中，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毛织品。1852年，从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达到175000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这指的是由山西商人通过陆上茶叶之路运来的“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数量有限。1796～1810年，俄商在这条商路上的贸易额占到该国对亚洲贸易额的63%～70%。
从各种史料中所罗列的中俄商人所贩运各种商品所占的比例来看，这条商道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是名副其实的。17-19世纪初，山西商人首先深入中国南方各产茶区采购大量茶叶，之后一路北上穿越蒙古草原、戈壁、沙漠，一直抵达中俄边境的买卖城恰克图。除了俄国人对茶叶的狂热需求以外，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将茶叶视为“第二粮食”，牧民们习惯于将砖茶投入沸水中熬煮成浓浓的茶汤，再兑上羊奶就成为了香气四溢的奶茶，这样的奶茶可以化解肉食油腻，对于长期缺乏蔬菜的游牧民族而言是每日必不可少的。固然在这条“万里茶道”上流动的商品不仅有茶叶，还包括棉布、绸缎、生丝、瓷器等，但这些商品所占的比例与茶叶相比是极小的。在这条绵延万里的商道上事实上主要是两种商品的物物交换，即中国的茶叶与来自俄罗斯的皮毛的逆向流动，其他商品在茶叶与皮毛的货物大潮中只是小部分的补充。
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
“万里茶道”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和族群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历史文化现象。在现代社会，由于交通工具的方便快捷，旅客与交通沿线的物质、景观和居民几乎没有交集和互动，因而一般不会再产生新的文化线路。世界上著名几条文化线路，如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阿曼乳香之路都是在历史上经由长达几个世纪的依靠人力、蓄力或水路运输而形成的。
从时间阶段以及商队与沿途的交流互动来看，万里茶道只能是在19世纪之前形成的一条国际性商道。首先，“线路遗产”并不只是普通的一条交通运输道路，而是因为迁徙和交流而对道路沿线的村庄、居民、景观和文化现象产生影响或留下遗迹而形成的文化现象。“交流”是形成文化线路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只有依靠人力和蓄力的大规模长途运输，商队需要在途中住宿、休整、采购、补给才有可能与道路沿线的社区产生交流，从而对商道沿线的饮食、风俗、语言、建筑景观等产生影响。在现代交通工具产生以后，商队与沿线居民的交流大大减弱，因而也无法形成线路遗产。
其次，万里茶路的兴盛繁忙与当时中俄之间良好的外交环境和外贸关系密不可分。中、蒙、俄之间的民间茶叶贸易由来已久，但真正形成规模化的“茶叶之路”，应该是始于公元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相对固定的茶叶商贸线路和大规模的运销活动则始于1727年（雍正五年）的《中俄恰克图界约》之后。《中俄尼布楚条约》被评价为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跟外国签订的条约，清帝国以和平的商贸关系阻止了沙皇进一步东进的势头。《中俄尼布楚条约》第五条规定：“两国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这是双方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正式承认边境贸易为合法。
此后，中俄两国持续了近200年的和平贸易关系，为中俄双方商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36年间，俄国官方先后派出11支商队到北京采购茶叶、牛、皮革、丝绸、瓷器和大黄。而晋商更把商业触角伸向俄罗斯及欧洲其他国家，跨越区域之大、经营时间之久，世所罕见。再次，进入19世纪以后，“万里茶道”的衰落也与中国国力的衰落、沙皇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铁路的修建替代了晋商的驼队等诸多因素有关。
诸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万里茶路”只能是在17-19世纪成为中俄交通运输的大动脉。虽然至明朝以来，居住在中俄边境上的居民之间就有零星的物资买卖和交换。并且，晋商在明朝时期就在“茶马互市”的基础上深入到了蒙古草原，与游牧民族做起来了买卖，但这种民间交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商品品种上都与万里茶道开辟以后庞大的商品交易量无法相比。而19世纪以后，尤其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通车以后，主要依靠驼队在草原戈壁运输的“万里茶道”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
时间上的持续性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文化线路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累积，这意味着交通线路上的人类往来和交流是长时间的、持续的，从而可以形成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这也正是文化线路作为历史现象的特定之处，是文化线路作为一种遗产类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时空上的特定要求，使得作为一种遗产类型的文化线路数量，实际上是有限的，比如前几年中国学术界曾有学者倡导将“长征线路”申报为世界线路遗产，然而对于长征是否属于“线路遗产”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质疑者提出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长征存在的时间较短（3年），不能体现出线路遗产 “长期的、持续的演化动力”。而中俄万里茶道从明朝算起，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前后持续时间约三百年，完全符合文化线路遗产对时间持续性的要求。
空间与族群的“跨越性”?“万里茶道”是一条联接中国东部和俄国西部的商路。这条路由中国向北伸展，穿越茫茫戈壁，然后由东向西，横跨西伯利亚针叶林地带“泰加群落”，最终抵达俄罗斯帝国的都市中心。从地理空间上来看，“万里茶道”穿越了中国、蒙古和俄罗斯三个国家，沿途经历的各段路程各环境气候差异极大，地理特征各异，从福武夷山出发以后，商队一路行经风光旖旎的南国水乡、山河壮美的中原腹地、气象雄浑的塞外大漠、银装素裹的雪域高原，其地理空间上的跨越性之大，经历的地形地貌之复杂在完全依靠人力和蓄力运输的前工业社会实属罕见。地理上空间上的跨越性同时对应着族群分布的多样性，“万里茶道”以茶为最主要的运输载体，而茶叶本身就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交往互动的最重要的物质媒介之一。茶路的一端是以“山”这一地理环境为主要生活空间的“茶农”，在蒙古草原上则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以及叶尼塞河岸边的族群构成则更为复杂，图瓦人、雅库特人、布里亚特人、哈卡斯人等散布在这一带高纬度的寒冷地区，将这些散居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万里茶道运输而来的砖茶，瓦西里·帕尔在外贝加尔湖边区考察时称“所有亚洲西部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时常把砖茶当做交易的媒介”。
万里茶道所呈现出的地理空间和族群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也“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以及贯穿重大历史时期的人类、国家、地区甚至大陆之间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多维度的持续的相互交流”
交通方式的多样性
“万里茶道”是一条纵贯南北水陆交易的商业交易线路。最初起点在福建崇安（现武夷山市），途经江西、湖北、河南、山西、直隶（河北）、内蒙古，终点是乌里雅苏台（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恰克图。全程约九千五百八十余里（四千七百九十余公里），其中，水路两千九百七十余里，陆路六千六百一十余里。
《山西省历史地图集》“清代晋商商路”记述：“在南方，（晋商）又开辟了由福建崇安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襄樊，贯河南入泽州，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州，大同，天镇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库伦至恰克图，这是一条重要的茶叶商路。”从交通运输的多样性来看，“茶道”主要分为船运、车运、驼队三段运输路线。但这仅仅是对每一段路程最主要的交通方式而言，实际上在每一段路线中都会根据实际路况交替采用不同的运输工具。比如第一段由武夷山下至湖北汉口的船运：在下梅加工的茶叶从当溪运出，进入梅溪，西驶则抵达赤石码头。之后改由脚夫挑担或用“鸡公车”推过分水关。晋商歌谣说“到崇安，又无船，雇上脚夫把茶担。担茶要走二百里，这才挑茶到铅山。”脚夫们挑茶到铅山县永平镇永平码头后，将茶包装入小船，入铅山河顺流向北（铅山河可通1.5吨的木船），经过20千米的水路，即到达信江岸边的河口镇。在这里改船运由信江下鄱阳湖，一直到汉口。因此，仅此一段路程实际上就交替采用了“水运-脚夫-小船-大船”的方式。
结语与反思：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反思“茶叶之路”的命名与其多重表述所体现的“中心/边缘”关系。从东方往西方看，这无疑是一条自东向西的“茶叶之路”，或者更早的时候可以称其为“大黄之路”，然而立足于俄罗斯自西向东看，这又何尝不是一条“皮毛之路”？正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提出的“丝绸之路”，这条在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从中国向西延伸至地中海的西域交通路线的文明史意义同样是双重的。对西方文明是2000年的丝绸之路，对华夏文明是4000年的玉石之路。没有它输送给中原的昆仑山和田玉物质，就没有华夏文明“化干戈为玉帛”和“君子比德与玉”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学者艾梅霞（Martha Avery）立足于蒙古草原这一茶叶之路的中间地带，更为尖锐地提出茶叶之路的开辟形成了两端两个强大的帝国对中间游牧民族的“挤压”，而在15世纪的时候，这些部落力量比俄国和中国明代的军队强大得多。我们在强调“中俄万里茶路”，抑或俄罗斯人称为“伟大的茶叶之路”的同时，切不可忘记中间的流动性极强的草原部落曾经对中俄两个强大势力的崛起影响深远。
图1：“万里茶道”交通运输方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亚洲旅游》，2006年第9期（数字杂志），第136页。
注释：
[1]艾梅霞著，范蓓蕾，郭玮等译：《茶叶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2月，前言。
[2] 黄仁宇先生有所谓15英寸等雨线的概念，在等雨线的东南，平均每年有至少15英寸的雨量，适合发展农业，人口茂盛。而在等雨线的西北，气候干燥，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长城的修建就是依此而建,其中的一部分是与等雨线重合的。笔者注。
3] [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记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46页。
[4]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１６届大会正式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成为国际文化线路保护的基础性文件。目前，《文化线路宪章》六十多个缔约国已确认三十多条文化线路，以备推荐给世界遗产委员会，其中中国有丝绸之路、大运河两项。
[5] 王建波、阮仪三：《作为遗产类型的文化线路——<文化线路宪章>解读》，《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4期，第87页。
[6] 参见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 - 1840 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1995 年第3 期，第64 -76 页。
[7] 《华事夷言》评论道“因陆路所历风霜, 故其茶味更佳, 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湿, 致茶味亦减”。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海上运输时空气中的盐分，又经过热带和东赤道时气候的炎热和潮湿， 一冷一热， 茶叶发汗， 潮湿和不通风都会耗去和破坏茶叶的特殊风味。而通过陆路运输的茶叶，不受潮湿、霉味、含盐的空气、舱底污水的侵袭。因此，俄罗斯人十分青睐那种称为“ 商队茶” 的恰克图质量最好的茶。参见陶德臣：《马克思论中俄茶叶贸易》，《中国茶叶》，2008年第3期，第32-34页。
[8] 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0页。
[9]艾梅霞著，范蓓蕾，郭玮等译：《茶叶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2月，第18页。
[10] 王建波、阮仪三：《作为遗产类型的文化线路——<文化线路宪章>解读》，《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4期，第87页。
[11] 韩小雄：《晋商万里茶路探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第4页。
[12] 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 ：《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9月。
[13] 程光、李绳庆编著：《晋商茶路》，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6-33页。?[14] 叶舒宪：《丝绸之路还是玉石之路》，《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
[15] 艾梅霞著，范蓓蕾，郭玮等译：《茶叶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2月，前言。
（文图/肖坤冰:文化人类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华茶青年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