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从未发酵的晒青毛茶演变成后发酵的现代普洱茶，是因为人的需要，是因为消费它的人的改变而导致的。事实上，就是游牧民族对普洱茶也并非定义在新茶上，由于居无定所和天气；战争等原因，跟来自中原的商队贸易也不是可以随时发生的。

恶劣的情况下，三五年无法和商队进行大宗物资交易是经常的事，茶叶也会因此而无法得到补充。由于这个原因，对茶叶进行储备也是每个部落所必需的，只是，作为一种食物添加剂，牧民对茶叶的要求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高而已，自然，对茶叶是否发酵的问题也不会有切实的认知需求。

满清皇室贵族喝的普洱茶，是另一个极端。进贡到京城的普洱茶，也是形态各异的，但是，进贡的普洱茶并非完全是一种饮料原材料，更关键的是一种对云南地方的掌控和利用其对藏蒙地区安抚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京师尤重之”恐怕重的是普洱茶的政治意义而非其味了。自然，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普洱“贡茶”也许称为“普洱出的茶”更为贴切，和今天的普洱茶作为一个茶类名称是很难混为一谈的。

云南当地住民的喝茶也非常有意思，很多人会认为，作为普洱茶原产地的原住民，是应该对普洱茶最有发言权的，令人惊异的是，当地人以前并不喝普洱茶，如果说开始喝现在意义的普洱茶的时间的话，甚至可以说到2000年左右。如果去了解云南的茶叶生产构成，我们可以看到，“滇红”和“滇绿”甚至是云南茶叶的最大宗产品，过为原始的“晒青毛茶”很显然不合当地人的胃口，即使如云南下关沱茶，也会生产标注着原材料为“烘青毛茶”的沱茶以供应周边地区。

这个时候，农耕民族的共性还是顽固的在茶叶上进行了再一次验证。当然，云南农村也有饮用“晒青茶”的，这个情况在我们观看过他们如何泡茶后就会明白，用陶罐或其它器物在炭火上进行犹如其它茶类“烘培”般的“烤茶”后，才会被冲入开水的泡茶方式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晒青毛茶”的本质。

普洱茶只有在它被“后发酵”后，才真正进入到其他地区的民众生活当中的，不管是生茶保存后的自然缓慢发酵或者是“熟茶”人工快速发酵。“干仓”的出现，使“湿仓”保存普洱的一些弊端也被革除，普洱茶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挤压其它茶类在其传统地区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