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云南省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共庆中国年七彩云南走进泰北”艺术团走进了泰国清迈大谷地村，举行慰侨访问演出。这个泰北最大的华人村近年与大陆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而在去年5月雨季的一天，呈现在大谷地村65岁老兵禹星洲记忆中的，是一支与故土隔离许久的孤军。摆脱了动荡生活的老人，古铜色的脸上如止水般平静，半个世纪前，年轻的他作为国民党孤军士兵，行走在从缅北到泰国押镖的路上，却是危机四伏。谈及当年押送的鸦片，禹星洲的话便多了起来，“鸦片用明纸包着，每个包裹有一尺见方，4斤多重。”

生死

禹星洲曾是国民党孤军4000多人中的一员。如今他是存世老兵数十人中的一位。

 1961年，在各方压力下，台湾当局下令撤回在缅甸盘踞的国民党军队。撤退令下达后，只有李文焕的3军和段希文的5军留了下来。3军官兵多为离缅甸咫尺之遥的云南镇康县人，不愿意远离故土去台湾。5军军长段希文则据称收到了台湾密令，让部队留守边区。两支缺乏依靠的部队最后飘零到泰国北部，成为孤军。

大陆、台湾、泰国，很长时间没有一方愿意接纳他们。1961年，泰北孤军没有进一步获得台湾的接济，只能自谋出路。依仗手中的枪，3军和5军先后为过往泰缅边境的马帮押镖，并在地盘内设立关卡，收取过往商旅保护费。这些成了军队及眷属生存的重要来源。

禹星洲当年在3军担任中校团长，多次参加押镖，遭遇战斗达100多次。

从屋子抽屉里拿出一张描述鸦片的光盘，禹星洲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

他随押镖部队200多人，护送拥有数百匹马的马帮。载货马匹和商人走在中间，士兵则分散在四周随行。商人们从泰北清迈买了布，准备运送到缅甸的大邦弄，夜幕降临时，人马行进到泰缅边境的山谷中，四周是金三角的密林。

枪声突然响起。远处蹿出阵阵火光。对方是一支缅北摆夷军（缅甸北部摆夷族建立的军事力量）。禹星洲和押送的士兵立即趴下。漆黑中无法判断方位，唯一可以借助的是对方射击的火光。禹星洲拿起小卡宾枪还击。他带了近200发子弹，重达10斤。为了节省弹药，他只打出了几发，还击是为了拖延时间。

这时，马帮已经在部队另一组士兵的掩护下，绕道安全转移了。接到马帮安全的电报后，禹星洲等负责断后的部队人员便撤出了战斗。

战斗持续了约10分钟。有时候这样的防御战要持续一个多小时，而且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少数情况下，马帮运送的货物会被拦截者抢去。有时候，禹星洲会目睹战友中弹死去，“他们被就地掩埋。负伤的战士则被带到就近部队驻点的医院去。有时候一趟行程要遭遇好几次战斗。”

一支押镖的部队拥有完整的武器系统。一般几百人的部队，会配备有10挺机枪，每挺12公斤重，如果任务重大，其中可能包含一两挺重机枪。沿线各村庄分布着他们的眼线，根据情报会转换路线或连夜赶路。“白天和晚上都有可能遇到埋伏，晚上更危险。如果预先得知可能有埋伏的话，押镖部队走夜路用的手电筒要熄灭。”禹星洲回忆。

凶险指向他们押送的“特货”——鸦片。押送鸦片的路径，是从缅北进入泰国或者老挝。一般一个运送鸦片的商队拥有骡子二三十匹，每个骡子驮着16包鸦片，每边8包。大谷地村另一位老兵，1944年出生的李金林也参加过押镖。他押送过宝石，从缅甸到泰国清迈，再到曼谷，部队的抽成为20%.有时部队所收的护运费可达货物价值的一半。

在地盘上设立关卡收保护费，是泰北孤军生存的另一大经济来源。

现居泰北美斯乐的老兵倪思品，是云南腾冲倪家铺人，曾任国军第5军第3团团长。倪思品当年参加了部队收保护费的行动。那是1967年，他在5军第1师第1团担任排长。部队在一条山路上设了一个关卡，驻扎了500多人，5军第1师师部就设在山顶。倪思品拿着小卡宾枪，对过往的马帮盘查，他们大多是缅甸商人。“保护费”即按商品种类收税，“一般都是对方报多少，我们眼睛看一下就行。商人交税后，我们发放凭证，以免后面的关卡重复征税。对鸦片是一公斤征收两块钱。过了关卡我们就不管了，安全自负。”

一次，一个100多人的马帮路过，虽然带着枪，仍然乖乖上缴保护费。因为在关卡上方的山腰上，就有5军的堡垒，里面架着随时可以射击的机关枪，没有人敢轻视重兵的威力。

除了押镖和收保护费，泰北孤军也自己做生意，包括贩卖鸦片。其中3军将军需处改成了公司，经营宝石、茶叶和鸦片生意。

1967年，5军军长段希文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我们是出于不得已才不顾法律的……要打仗就必须有军队，军队要有枪，买枪需要钱。在这个山区里，唯一的钱就是鸦片。”（注）
家园

1961年，段希文带5军入驻泰国清莱省美斯乐地区。美斯乐开始从原始山林向现代市镇转变。

 如今的美斯乐已成为一处国际知名的金三角山区观光区。新式的房屋依山而建，各式旅馆和餐厅分布在一条贯穿山区的马路两边。远处的绿色梯田有着动人的曲线，更远处是茂盛的原始森林，有些地方还埋着老兵废弃了的手榴弹。每天清晨，在充满雾霭的山谷中，长着茶树的田野若隐若现。

 但当年5军第一次进驻美斯乐时，面对的是野兽出没的莽莽丛林。他们用茅草盖房，用煤油点灯，后来到清莱买了1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美斯乐才第一次接触了电灯。

 进入美斯乐的第一年，5军等待着台湾的援助。“结果拖了一年多，没有经费了。泰国、台湾都持观望态度。后来两边的命令都没有了。”老兵何大顺说。毫无准备的5军陷入了困苦之中，严重时甚至“日食一餐，衣不蔽体”。最终他们意识到要自救，开始在山林中种植玉米和稻子。水源位于13公里外的边境线上，需要管道输送。而买粮食，需要从22公里外山脚下的米站背上山。

 美斯乐刚发展的时候，发生过外国游客遭抢被杀的事。军队抓到抢劫者直接枪毙，“那时候强奸、盗窃都要枪毙，有盗窃就派兵追。因此美斯乐一带虽然人员流动复杂，但治安不错。”老兵倪思品说。

 远离家乡的生活单调而漫长。倪思品回忆，那时候，他家人在缅甸，马帮送一封信到缅甸要一个月。闲着的士兵爱唱台湾流行歌曲，许多人到附近的租书店租看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

 与美斯乐相对应，3军地盘上最大的华人村是清迈大谷地。大谷地与当年3军军部唐窝毗邻。该村目前居住着约1.5万人，80%的人口来自缅甸，约3/4的人口没有泰国国籍。

 大谷地是一块开阔的山前平地，背倚着泰北群山，于1972年建村。7年后，现年55岁的村民莫宝强从动乱的缅北逃到了大谷地。他发现，当时大谷地周围都是遮天蔽日的原始丛林，山前是一片目前已经绝迹的沼泽地。 

莫宝强在长满柚木树和金鸡树的森林边上住下来，在靠近住所的地方砍伐了一片树林，从此有了自己的地。他种下玉米、稻谷等作物，养大了7个女儿和1个儿子。

 莫宝强刚来的时候，这里只有200多户人家，现在这个数字增加到2000多户。泰国的军人每年上门来清查一次户口，莫宝强取领了难民证。

 直到1981年，帮助泰国最终打败泰共后，泰北孤军和无国籍百姓的难民生活才渐渐有了转机。从这一年起至1984年，泰北孤军逐步向泰国政府交出武器，战士全部退役成为纯粹的农民。他们通过种植稻谷、玉米和果树等谋生，但没有了任何补助。

 大谷地村居住着在世孤军老兵中最年长者、97岁的尹可舟。祖籍云南腾冲的尹可舟是当年3军的上校总教官，第1师副师长，如今虽已年迈，走路仍稳健。老人听力不好，只能用笔和纸交流。伏在院子里的一张桌子上，尹可舟用繁体字写道：“1950年逃离共党，在缅甸山区砍柴烧炭，维持生活。当年年轻，信奉的精神鼓舞着信念：三年装备，两年反攻回国。没想到50年背井离乡，在外面结婚生子，教养子女了。”

 1982年，台湾的中华救济总会来到美斯乐，对难民村展开了全面救助工作。军人和许多百姓逐渐获得了泰国国籍，山地经济也有所发展。之前已经开展的旨在改善山区经济的“泰王山地计划”，给泰北山区带来了果苗和茶子，目前茶叶成为美斯乐一个重要经济来源。

 20岁的龙小香祖籍云南，自幼生活在美斯乐，高中毕业后帮忙管理家里开的茶叶加工厂。这是美斯乐数十家茶行中的一家，工人十数名，年出产130至140公斤的成品茶叶。虽然茶树种子来自于台湾，但美斯乐近年出口到台湾的茶叶很少，大多数销往泰国本土，少量销往中国云南等地。许多村民在培植茶树时采用杀虫剂，影响了茶叶的质量，也影响了茶叶的出口。

 相对于拥有茶叶和旅游业的美斯乐，气候和土壤不适宜种植茶叶的大谷地是个纯粹的农业社会。由于以往森林滥伐造成生态破坏，村中缺水严重，经常停电缺水，没有任何工厂。逾万人的村庄只有1家旅馆和1个卫生所，村民平均年收入为2万泰铢，属于较贫困的村庄。

 与美斯乐相比，大谷地的居民流动性更大。这里距泰缅边境只有3公里，每天都有人从边境绕道走路一个多小时偷渡到缅甸。偷渡者背着蔬菜、肉等食品，到缅甸的市场上卖，之后又带着烟酒，回到大谷地的商店卖。

 难民

1990年，在踏上泰国土地29年后，老兵禹星洲取得了泰国国籍。此前他的身份是“难民”。

禹星洲所属的泰北孤军当年活动范围仅限于泰北，而“泰北难民”曾是困扰泰国政府的难题，异乡来客的自由流动遭到严格限制。“泰国担心难民问题，去和中共谈。但中共说哪里有什么难民？找台湾，台湾提了很多条件，最后没有答应。”82岁的老兵何大顺回忆。他于1953年参军，当年任孤军总部通信营第1排排长兼无线电台台长。

 士兵们被泰国政府要求办难民证。即使到邻近的清莱等城市，也要办通行证。起初部队通行证很少，只有负责采购等少数人拥有，如果没有带通行证去城里，可能会被罚款。有一次，禹星洲拿着一个过期3天的通行证去清迈的夜市玩，被罚款500泰铢。他回忆，有时候一些没有通行证的人会被抓到警察局，需要有人担保才能放出来。

 难民只能困守山区，不能到城市里打工。而当时申请泰国国籍对许多人来说遥不可及，申请程序很繁琐，出生证明要两三个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很难办到。

 如今老兵都已摆脱了难民身份，但绵延不断的乡愁仍然折磨着他们。

 “当年踏上泰北土地的时候，许多老兵不懂泰文。他们本来有机会补习泰文，但没有人愿意学。他们当时的想法是早晚要回去大陆。这样造成了泰北华人村第二代人懂泰文的很少。”老兵何大顺说。

 信息的闭塞造成了老兵长期对大陆缺乏了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不久，有些老兵自己吓唬自己，说上了黑名单了，不敢回大陆。”何大顺说。如今，许多年纪较轻的老兵都回云南老家探访过，许多人还到过北京等大城市，对大陆的变化感到惊讶。但许多老兵由于腿脚不便，永远无法踏足大陆了。

 而他们的下一代，能够上大学的年轻人毕业后都没有回来。他们去了曼谷、台湾或者国外，泰北的出生地留不住他们的脚步，尽管那里有着旖旎的风光、纯净的空气和怒放的花朵。

 尹可舟老伴已经去世，儿女都在台湾，目前一人独居。他每天自己上街买菜做饭，但大谷地的安宁不能抚平他内心的焦虑。他在纸上写道：“老人都死光光，仅我一位尚在，好孤苦呀！！”

 激昂信念渐成泡影后，这位孤军一员数十年异乡挣扎求生存，如今晚年对影独怜。

 当地的教科书已不再提国共纷争。老兵们的故事正在被淡忘。如果不是被问到，连他们都不愿提及当年的沉重时光。在回顾往事时，老兵倪思品拿出一把吉他，重温了当年军营中弹奏的曲子，脸上呈现出只有他自己才能体味的复杂。他们都以苦涩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军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