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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战争之1888年英国入侵西藏战争

发布时间：2023/12/3 10: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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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重林文图 1938-1939 德国党卫军西藏考察队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允许英国人以旅行方式，从四川、甘肃、青海，或印度就直接进入西藏。之后，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开始名正言顺地走进西藏。

英国通过《中英会议缅甸条约》，占领了原本属于锡金的大吉岭（今属印度），后以此作为据点，设立间谍学校，不断向西藏派发各种间谍。

1884年，一支约300人的英军闯入西藏，在干坝地区被藏民阻止。西藏噶厦政府、三大寺等发现英国有侵略西藏之心，于是在热纳宗隆吐山（今锡金龙头山）要隘建卡设防，禁止百姓前去通商，严禁洋人入藏，并断绝交往。

隆吐山关卡设立后，1886年，英国人以阻碍通商为由，开始在山下集结军队，攻打隆吐卡。1888年3月20日，英国军队以藏民占领锡金隆吐山并阻碍通商为由，发动1600余英军猛攻驻守隆吐山的200多名藏军。

实力悬殊，英军最终占领隆吐卡，并向拉萨方向进逼。西藏各地召集援军一万余人积极组织反攻，驻藏清军并非参与抵抗，还要求驻藏大臣对反击藏民进行劝导和压制。

清廷主张和解，要求英国退兵，并派驻藏大臣升泰前去仁进岗前线同英军谈判。这个时候，印度茶的出口已经全面超过了中国，资源与人口之争，让英国必须打开新的市场，而西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早就有成熟的茶叶市场，几乎每个人都要饮茶。

从哈丁斯时代开始，英国打开西藏的阴谋一直存在，但他们一直找不到打开西藏大门后可以做什么。

英国在印度的茶叶丰收，无疑让一切时机都成熟起来。

1892年9月24日，清政府派往印度商谈西藏通商事宜的驻藏大臣升泰（？-1892）在西藏亚东仁进岗患喉症去世。3天后，北京总理衙门收到从印度大吉岭发回的消息，朝野震惊。10月30日，总理衙门发往大吉岭的电文说，要尽快查明升泰过世对西藏局势可能造成的影响，并秘密回复[1]。

1889年到1892年，漫长的四年谈判考验考验得显然不只是智慧和耐心，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一个驻藏大臣过世，一个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在大吉岭发疯，另一个接班的大臣在赴任途中也撒手人寰，新调派的人手迟迟未到位。

西藏边陲，不仅遥远陌生，还充满着不可知的变数。在晚清，处理中国边境问题的大臣，面对的风险不仅仅有来自性命攸关的风险，还肩负民族与国家的大义，稍不留神便会遭到千夫所指，而主政者的意识形态又让整个事态变得繁杂起来。

升泰到亚东与英国人谈判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划清锡金与西藏的界限，二是能不能让“印茶入藏”为主的通商问题。第一个任务升泰生前已经解决，清廷不顾藏族的反对，还是于1890年签署了《中英会议条约藏印条约》，其中确定西藏与锡金（哲孟雄）边界。签署了这个条约的泰升，回到拉萨后，遭到三大寺僧众的强烈责问和谴责，成了又一个卖国贼。

迫于西藏地方与英国人双重的压力，升泰第二次来到亚东。按照英国起草的条约，自此禁止锡金与西藏牧民自由往来，同时禁止锡金与西藏政府的通函以及礼物往来。地界已经割让，再强制中断人为往来，遭到西藏更大的反弹。

与升泰一开始所奉行的对英妥协路线不同，西藏地方从历史出发，阐明锡金一直西藏之藩属，虽不在中国之版图上，但有极为悠久的渊源。但升泰这位以在伊犁堪界而在历史留有一笔的驻藏大臣，对藏情显然还停留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他甚至责难锡金从未向他这位大臣禀白，又怀疑锡金有拉清廷下水之心。

在开放西藏任英国人游历问题上，西藏人更有意见，他们反驳升泰说，印度、锡金难道不就是因为被英国人游历一番后就变成别人的地盘？藏人痛斥升泰这种见好英国，失信藏番的作法。

双方的不让步，让谈判进入第一轮僵局。

这个时候，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1835-1911）建议总理衙门由其弟弟赫政以翻译身份参与谈判（签约前官衔为“二品顶戴海关税务司特派赴印会办交涉、兼理翻译事宜赫政”），889年1月，从赫政一参与，赫德就明示赫政，谈判以赫政为主。就这样，一场由英国人发起的打开中国西面国门的战略计划，最后由英国人来协调落实。

仁进岗在嘎举寺山脚下，从仁进岗向西，穿过春丕河谷，就可以抵达锡金（古称哲孟雄）。千百年来，从锡金来藏的牧民，朝圣的僧侣民众，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商人从这里自由穿越而过。但经1888年3月的英国入侵西藏以来，锡金之地尽丧他人之手。来自中国的居民、商人、旅客再能不能顺畅地进入到锡金之境了，他们必须得到英国人的许可。

升泰在第一次从四川入藏时描述说，西藏的春天，雨雪颇多，积雪盈丈，多风雨，草木未茂，马不宿饱[2]。而之前数载缺雨少雪，看来这对藏民来说是一个会有丰收的年份。青稞麦豆一望青葱，男人耕作，女人织毛衣、毛毯，与内地居民没有太大区别。

在从江孜前往亚东的路上，他看到的是另外一副景象，“门户寥落，地冷山荒，山中有噶朗错海，气候寒冷沿海而行，怪风竟日，沙气迷天，并无居民。夜则择帐篷，汉兵在帐篷相继冻死。随行官兵面无人色，雪花如掌，每过大山深处，动辄丈余，行者罔不慎悚，雪峰遥峙，势若连城，即泰西所称天下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之枝干也。沿途因缺换夫马处所致有延，后于月十月初十已经到帕克里隘三站之仁进岗，藏兵尚有万人驻扎于此。”[3]

而六月的亚东，自二月以来便无日不雨，遍地泥掉，晨起日出瘴，湿薰蒸，官兵十病六七。[4]这是一份难得的西藏气候，风俗描述，尤其在大臣的奏折中，内地会写文字的，到过西藏之人，寥寥无几。1791年，福安康入藏时，也记录许多文字。但读后者，会让觉得悲壮。他们去同一个地方，决定一个区域内民族的命运，但产生效果截然不同。

从1788年起，受英国唆使的尼泊尔起兵反叛，两次入侵西藏，藏军失利后，尼泊尔占领了后藏许多领地，当时的驻藏大臣保泰胆小怕事，居然带着班禅和达赖舍弃西藏，逃往青海。乾隆大怒，遂发兵远征。他调两广总督福安康为远征军主帅，驻扎在四川的军队先行入藏。

在乾隆限期40天必须入藏的命令中，福安康带了100多人，从青海入藏。是时，正是寒冬腊月，他们跋涉4000余里。“青海大道，并无人烟，山路极多，又无树木，冰雪甚大。兼之蒙古住牧遥远，缺乏马草，难以趱行。”但为了完成援助西藏的人任务，他们还是艰难前行，每人以三马换乘，骆驼肩负一切杂粮物件。内地之人，首先要克服的是高原反应，“地势渐高，山上厚存积雪，甚觉崎岖，并有川岚瘴气，早晚行走，每致头晕气喘。”[5]

一个月后，他们抵达玛楚克，发现物资过多，影响形成，遂简装上路，骆驼全部留在后方。过星宿海时，福安康描述说，“数百里内，溪涧交错，泉水甚多，冬令处处凝冰，远近高下，竟无路途。且该处多系沟磡沙滩，乱世纵横，与冰坎相间层积，马足倾滑行走维艰。”瘴气、加上高原反应，军队多人头晕目眩，肌肤浮肿，福安康等人只有带病前行。终于在大年初二抵达西藏境内达多伦巴图尔，西藏境内正是四处大雪封山，道路更加难行，加上无柴火，许多马匹死亡。正月二十日到达拉萨时，他们已经走完4000余里，费时50天。

汉语文字中，少有与自然搏斗的探险和生存的文字，行军奏折其实许多部分已经大而化之，如果同时阅读陈渠珍在《艽野尘梦》中所叙的出藏的经历，或修建青藏铁路时的许多文章，或许更能领会当中的艰辛与不易。我们有戚戚焉之感，是因为我们考察茶马古道的时候，走过这些地方。

福安康率军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壮举，值大肆渲染，因为这是大清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他们很快击退侵略者，打到了距离尼泊尔首度加德满都不到百里之地。之后尼泊尔求和，再也没有入侵过大清一次。

远征到这万里三藏之外的地方，陡壁线路，下临深川，不能行马，十分艰辛。乾隆评价说，“福康安统领大兵剿捕廓尔喀,自进兵以来,督率将弁兵丁,摧坚破险,屡战屡捷,无不鼓勇争先。于调度布置，一切机宜,悉中窾要。且经越艰险,冒雨步战,手足胼胝,用兵之难,为从来所未有。”[6]

福安康这个人，一生戎马，文韬武略，实乃大清王朝第一大将，22岁平金川，30岁平甘肃回民起义，32岁平台湾起义，37岁平尼泊尔叛乱，次次成功，43岁因瘴疠之疾死于讨伐黔湘苗族之旅。

1793年，平定尼泊尔后，福安康回师拉萨，在这里显示了他不仅是一个战场上猛将，还是一位深有远见的政治家，那些政策影响至今。他整顿西藏事务，促使乾隆出台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即“中堂法规”），宣布了中国对西藏法定主权。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在西藏驻军；中央参与决定西藏地方官吏任命；喇嘛出藏要经中央政府同意等。同时，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去世后，其灵童需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使权力，即金瓶掣签制度也得以确立。力主在西藏铸造银币，使外国货币无所居奇，维护了国家的经济独立和货币统一。

今天所谓的“藏独”，其实就是极力否认“二十九”条，当年刻录的碑文的碑一直在大昭寺，1950年被人毁坏了。

尼泊尔一役，震慑周边国家（也包括英国），从此对大清有极深忌惮，中国的西南大门才一直无事，直到1888年被英军打开。之后，大清的子孙开始糟蹋父辈的遗产。

今天看来，19世纪末的这场在喜马拉雅山麓下的大吉岭展开的中茶与印茶的贸易谈判，是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

山麓两则，一边响彻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轰鸣之声，被摘下的茶都交给了机械，之后被运上火车，转乘游轮，远销英伦；另一边手工作坊里挥汗如雨，茶马古道上“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古老贸易，正在人背马驮下艰难跋涉。

缠绕于山麓的两个大国命运也因为这片小小的茶叶，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夹裹在中印两国之间的许多小国家，更是开始了其多舛的命运。

从1889年1月到1894年6月，中英关于中国开放西藏通商交涉的电文共有262件，收发均为赫德与赫政兄弟俩，北京总理衙门与在印度谈判的中国代表所需电文也由他们转手，本文所选电文均收录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藏缅问题》[7]一书中，因为太多原因，这些电文长期被尘封，其中的真相与细节也多不为人所知。

电文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部分涉及锡金（孟哲雄）的主权问题和西藏的领土划分问题，后一部分与藏印通商有关。

从1888年冬天开始的谈判，到1890年中英西藏条约的签订，前后不过1年时间，清廷痛快地割除了锡金。他们对疆域划分的痛快，与通商的不痛快，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后的三年，都与通商细节有关，而从1892年6月开始，印茶能否入藏是最核心问题——也是本篇所要重点分析的部分。细读这些与茶有关的电文，可以看到三方在茶问题上的角逐，非常耐人寻味。

谈判由三方组成：北京授权的清廷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和英属印度方的代表。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代表中方主谈的赫政是英国人，他是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相当于今天海关总署署长）赫德的弟弟，同去的清廷代表中驻藏大臣升泰当时的职位是清廷驻藏大臣，他是蒙古正黄旗人，参与过1881年清廷与沙皇俄国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又当过云南的布政司，是晚清中国西部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与实施者。

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行政上，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同去的商上，是西藏地方的代表，清代的汉籍称西藏地方政府管理钱财机构为商上，商上是清廷对西藏黄教大寺院领主所属领地内的仓库和管理税收财务以及行政等办事机构的总称谓[8]。

赫德1835年出生于爱尔兰，1854年19岁的赫德来华， 1861年起代理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11月任海关总税务司，截止到1908年，赫德主政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赫德不只是位海关经济的操盘手，还是北京总理衙门的外事顾问，在中国的影响力非其他外国人能及，这是晚清缔造的一大奇迹。因为身居要职，中国经济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都逃不开他的眼睛，对外贸易更是他的“分内之事。”

1892年6月25日，出自赫政之手的大吉岭电文说，英属印度已经放弃在西藏购地建屋的要求。但西藏的代表商上要求西藏盐、茶叶进入锡金，同时禁止印度茶、盐进入西藏。这让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这个问题上清廷代表显得没有耐心，从驻藏大臣升泰单独上奏的文章里，更能看出端倪。

1892年7月6日升泰给光绪的奏折上，所言都与开导藏番有关。比如商上不同意英国人在亚东购地建屋，说未有外国人在藏区建屋先例，但升泰则说，这与租给汉人没有什么区别。在税收上，商上也不赞同免税五年，升泰又以税收为朝廷之供给，商上“枉思自行收税”有违法度与大清皇帝的教化。

升泰更担心因为西藏方面的为难，导致英国人因为没有利益而放弃亚东，进而改开市于内藏地区。在禁止印茶入藏的问题上，他们甚至劝告商上，如果能禁藏民购买印度茶，那印度茶叶就自然不会进口。清廷代表企图绕过商上，在商务章程中对茶叶只字不提，而英属英属印度对此很满意，最好由西藏自己来禁止盐巴与茶叶。

7月8日，北京电文默认了赫政这一决议，但他们对商上能否自禁茶、盐有所疑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决定，鸦片入侵的时候大讨论的难道对后来者没有一丝启发？依仗内禁导致了鸦片的横行，我们并不是一个可以说不的国度。

7月16日，升泰回电说，“印茶入藏一节，已经赫政将窒碍情形转达，印度现在擬于第三款盐下酒上添一茶字，列在禁物之内，如能照此即可定议。”又说，“印度不欲明定禁止印茶入藏，西藏反对无用，反多妨碍。”

在这一阶段，北京的清政府与英方都企图撇开西藏，从三方化为两方直接谈判，这种行为激发了西藏地方政权的严重不满，三大寺的负责人其后赶到亚东，声援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