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运铜”，

传奇大戏最精彩的一折

清代，云南的冶炼业比明代有了更大发展，云南“铜银传奇”的大戏上演到了最为高潮的时期。

清代云南的各种金属矿产都有很大增加，银、铜、锡的产量均已跃居全国首位，其中尤以铜产量的增加最为迅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清代对铜的需求急遽增加。

17世纪末，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和国内经济联系的更大加强，各种商品生产得以迅猛发展。而随着商品生产的发达，货币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尤其是作为辅币的“制钱”（官铸铜钱）流通量更大。在铜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清朝政府鼓励大量开采铜矿，广铸铜钱，以帮助稳定主币银钱的价格。由此，清初的铸钱业便迅猛发展起来。而云南是得天独厚的最大铜产地，铸钱业也得到了最大发展。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云南巡抚袁懋功在云南各地设铸钱炉30座；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云南总督蔡毓荣又在蒙自、禄丰、祥云、大理等地增设铸钱炉；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于祥云、建水、大理、沾益四处设“宝云局”，共建铸钱炉47座；雍正八年，云南年铸钱1亿文，运往陕西等地；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清政府令云南铸钱供应北京城。此时的云南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铸钱基地，成为天下最大的“钱仓”。 说句题外话，因为云南作为清帝国“钱仓”的极端重要性，连道光年间的云贵总督阮元先生也忍不住要在《滇池赋》中嘲讽宋太柤“宋挥玉斧”，放弃云南的愚蠢短视行为了。清代云南的“铜银传奇”大戏高潮的一折，无疑是“京运铜”。所谓“京运铜”，即滇铜每年专运北京者，主要用于铸钱。此举始于明末，但数量不大，而且都是经过贵州、湖南等地转运，与清代有组织、有计划的专线运输不同。而且清代的“京运铜”数量、动用人力、所耗经

（会泽江西会馆）

至康熙、雍正年间，云南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铸钱基地，其中又以东川府（府治即今会泽县城）的“宝云局”铸钱最多，所铸货币除少量供本省使用外，大部分运至京师、湖广、江西和陕西等地。云南官府铸钱获利甚大，而民间私铸之风也大大兴盛（哈，那是清代货真价实的“假币”！），清政府虽然明文禁止，但因措施不力而无法禁行。无奈，清廷只好令云南停止铸造专供外省和京城的钱币，改由外省来滇开办铜厂，运铜回各省自行铸造（东川府治会泽的江西会馆就是这么来的，一帮江西商人来云南，开铜矿，当铜老板，运铜回江西铸币，发了大财，盖个老乡会馆，联络、办事、听戏娱乐。实际上，清代云南各地外省会馆的兴盛，主要也是因为这个政策，各省的商人纷纷汇聚云南，主要不是做茶生意，而是做铜生意，不是做茶老板，而是做铜老板。）；原运京师的钱币亦行停止，改由云南运铜至京，另行设局铸造。

这样，云南过去运往京师钱币就改为运铜，虽说这对云南本省的铸币业不利，但对云南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并无影响，甚至还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外省的商人纷纷到云南投资开采铜矿，云南铜产业的投资规模有了极大增加。在京运铜盛兴的乾隆中叶，云南铜产量从原来的年数百万斤激增至年1000万斤以上（最高达年1400万斤）。京运铜的数量，一般占云南年铜产量的1/2左右。以乾隆中叶为例，云南年产铜1200万斤至1400万斤左右，京运铜为600~700万斤。为了办理这笔当时算是海量的京运铜，清政府的户、工两部每年给云南拨出的国库银高达100万两作为经费，专用于京运铜的一切开支。而作为云南的督抚们，办理京运铜，自然也是每年例行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借机中饱私囊的最好机会。正因如此，为了尽量防止腐败，京运铜的筹办，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和工作程序。（普洱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