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发展基础太弱，光靠自己的原始积累，云南茶产业的商品化进程十分缓慢，其要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必须依靠强大的外力，以打破“低度发展平衡陷阱”。元跨革囊，将宋太祖玉斧一挥不要的云南这个化外之邦，重新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而到了明清两朝，随着中央统治深入滇西南，部落割据与封闭状况被打破，汉人及汉文化也大规模涌入边疆的一个个村寨。尤其是，随着滇西南的盐矿、银矿等矿产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其采用汉人带来的先进冶炼技术，大量招纳汉人矿工与工匠，委任汉人进行管理，于是大量高品位的优质矿料被开发出来，在滚滚的利润面前，闭塞的交通不再是问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条条向内地及缅甸、泰国与越南运输矿产的通路被开发出来。滇西南矿产业的崛起必然会拉动一系列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普洱茶就深受盐矿、银矿、锡矿之惠，这就是明清两朝流行的“以矿养茶”的路数。

茶马古道，在某种程度上要称之为“盐茶古道”才更贴切，因为在过去盐巴与山货是古道上最大宗的运输物，接下来才是茶叶。滇西南的茶叶产地往往也是盛产盐巴的产地，镇沅、景谷、宁洱的盐巴给当地带来了滚滚利润，也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名满天下的古六大茶山，主要是石屏人在拓殖，其深度开发茶产业的本钱就有许多来自其在滇南蒙自、个旧、开远一带经营锡矿。总之有钱了，才谈得上消费与投资，有了钱就可以购买更多更好的茶叶，来提高生活水准，也会重视藏区与京城的普洱茶外部市场需求，从而投资茶山，开办商号，按照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茶品，并响应官府的号召，商人们集资修路修桥，方便盐巴、山货与茶叶的运输。

云南的茶叶一直到现在都呈现一个特点：远离销区，运输成本高昂。为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走粗放式的道路，以低价来行销天下，云南销往藏区的紧茶，销往西北的绿茶，销往北方市场的花茶（以云南烘青茶为茶胚）都走的是价廉物美路线；另一个是走高端的名茶路线，倚邦、易武向天朝瑞贡的普洱茶，就将高端玩到极致，光制作贡茶的鲜叶就要“五选八弃”（选日子、选时辰、选茶山、选茶叶、选茶枝；弃无芽、弃叶大、弃叶小、弃芽瘦、弃芽曲、弃色淡、弃食虫、弃色紫），把普洱茶做成奢侈品，极大提高了其的附加价值，而民间的商号对于内销与侨销的圆茶也精工制作，将之做成中高端茶品，走上流路线，如今古树纯料市场的崛起，不过是满清民国的普洱茶高端市场在当代的复兴。

这两种做法，是从产品发力的，一个采取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来冲抵运输费用，另一个是大幅度提高茶品的附加值，而让运输成本不再是问题。而直接降低运输成本之举措，深度改变了普洱茶的种植、加工与贸易版图。

纵观清末民国普洱茶的第二次兴盛，我们可以发现，其种植、加工与集中交易的重心已经从易武与宁洱转移到其他地方。先是加工与集散地迁移到思茅，何以故？因为思茅有海关，彼时普洱茶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海关借道法国的殖民地——越南出境。后来思茅闹瘟疫，普洱茶的加工与集散地就转向了勐海、小景谷、下关、临沧等地。转向勐海，是因为普洱茶边销藏区找到了借道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缅甸、印度这条全新的道路，从勐海装茶，经过打洛，就进入了缅甸的景栋，然后就可以通过缅甸便捷的公路、铁路与水路运输，从伊洛瓦底江口入海，再海运到印度、西藏。而转向小景谷、下关、临沧等地，是因为其在地理上更靠近藏区，可以节约运输时间与成本。

普洱茶的第二次兴盛，为什么勐海与澜沧江中游的茶区会崛起，主要是降低运输成本使然，在距离普洱茶最大销区——藏区最近的地方种植、加工茶叶与集散茶叶，从而兴起了双江、凤庆、临翔、景谷、镇沅、景东等普洱茶全新产区，也涌现了临沧、小景谷与下关这些全新的普洱茶集散地。而勐海距离藏区表面上遥远，但在近现代的交通体系下，可谓曲线运输大幅降低成本的典范，勐海也因此成为了民国著名的茶叶城与贸易城。

普洱茶的三次兴起靠的都是旺盛的外部市场需求，从而推动了产区茶农、商家与政府兴办茶事的热情，大面积的新茶园被开辟，采用良种和先进的种植管理模式，并按照市场反馈信息不断提升加工技术，生产适销对路的茶品。千百年来，云南茶叶一直存在强大的外部需求，但囿于当时云南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运输成本过于高昂，各地部落分散割据，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因此明朝以前光靠云南本土社会经济的发展很难萌生茶叶商品经济。只有到了明代，汉人及其文明大规模深入滇西南腹地，而且滇西南各种矿产的大规模开发带来了滚滚利润，将古老的边疆地区迅速拖进商品经济社会。在矿业这个支柱产业的支撑下，滇西南具有资源优势的茶叶才能得到深度开发，才能在巨额的投入下完成由山货到名茶的惊人一跃。

作者：白马非马

来源：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