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完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为马黛茶的事，我去了南美。 12月20日刚从巴西回到昆明，接机的司机告诉我，周琮先生16日去世了。他弟弟周勇一直打不通我的电话，后来才知道出差了。回家放下行李，我马上拨电话找周勇。不巧的是，香港出殡得排队，周先生出殡的时间我无法把自己安排在香港。马来西亚林福南先生和萧慧娟女士邀我到马来西亚讲课，回昆明的第二天，我又得飞往吉隆坡。虽然现在有了香港“自由行”，但申请通行证得提前15天。我只有请香港林圣光先生代我送上一份代表心意的花篮。台湾《茶艺 普洱壶艺》杂志来电邮，约一篇有关8582七子饼茶的文章，因时间紧，原想推辞了。梁先生又来电：再麻烦邹先生了！8582七子饼这主题是颇具挑战的主题，还望先生参与。在飞往吉隆坡的飞机上，往事如烟，一直在脑海里翻腾，我终于打开电脑写起来。
周琮先生祖籍云南腾冲，父亲周禾书早年到缅甸从事宝石生意，任云南旅缅同乡会会长、《新仰光报》编辑等职，是云南人在缅甸的侨领。周老先生思想进步，一直同云南地下党保持往来。在楚图南的支持下，中华职教社负责人孙起孟发起组织“九老会”的定期集会，与各界人士切磋时政，楚图南借此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
“九老会”其实不止九人，除孙、楚外，还有李公朴、冯素陶、周新民、杨春洲、刘达夫、艾志诚、郑一斋、周禾书、张天放等人。1948年中共云南省工委成立后即利用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张天放、陈复光和周禾书等人与早期同盟会会员杨杰经常出席演讲的“星五聚餐会”和“丙戍聚餐会”联系和呼应，并争取到周钟岳、李根源和社会贤达苏鸿纲、秦光第、杨克成等人的支持。
以缪云台为名誉会长、马筱春任会长的聚餐会经常讨论时事，对李、闻被刺表示义愤。尤其是1949年秘密提供胶鞋、大道生土布等物资支援边纵余卫民部。在昆明保卫战中，马筱春与杨青田、吴少默等取得联系，组织居民联防，并以物资和现金支援驻守南郊的云南保安团，全力抗击国民党26军对昆明城区的进攻。1948年，周禾书为民盟携带文件，被缅甸当局逮捕下狱，关押1年。1950年6月，中缅建交，周禾书被释放出狱。
1954年 6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周禾书积极组织侨胞欢迎。1957年，周禾书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扩大会议。他还应缅甸政府的邀请，参加了缅甸庆祝独立日的国宴。“文化大革命”期间，周禾书受到无端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虽然年事已高，患半瘫痪症，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拄杖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
周琮先生开始在云南旅港巨商伍集成先生处做事，随后自己开了南天贸易公司。三年困难时期，周琮先生孝敬老人的办法，只能是邮寄一些猪油或汇点钱进来。那时，什么东西都凭票限量供应，从肉食、棉布、肥皂、豆腐皮到茶叶。海外汇款，收款人会同时得到一些极有价值的“侨汇卷”，可替代所有的票证购买紧缺商品。泰国北部山区生活着许多云南人，云南代代相传的种茶习惯自然发展过去。文革造成混乱，中国香港地区茶叶供应不足，周先生做宝石业务的同时也做起了普洱茶生意，在泰北茶区亲自组织生产人工发酵普洱茶。
改革开放初期，海外人士对祖国的政策不了解，不敢进来、特别是不敢到云南这种许多地方尚未对外开放的地方做事。当时的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增益找周禾书老先生谈话，让他动员儿子回来。70年代后期，周琮先生回昆明看老父亲，同时了解云南方面的环境情况。省统战部杨一堂部长幼时与周琮同窗，他多次说服周琮先生回云南做点事。
1979年到1980年间，周先生提出来长住一段时间协助云南改进人工发酵普洱茶品质。周先生年轻时离开家乡，长期在海外低海拔地区生活，回云南已不适应高原气压。记得他有几次血压不稳定，肺上也有出现了一点问题，还住了医院。最长的一次，他在云南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昆明茶厂和勐海茶厂间走动，出主意，交流经验技术。
1984年，国务院文件通知放开国内茶叶市场。虽然茶叶出口仍然没有放开，但亦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影响到传统的香港茶叶经销体系。南天贸易公司经营云南普洱茶，同原来的经销商产生了矛盾。计划经济安排的茶号，在多年的经营运行中有了较为固定的分配模式，哪几家经销商做哪几个茶号，一般不轻易变动。初期，公司将个别老茶号的部分货单拨给南天公司经营，同港九茶叶商会的经销商发生了矛盾，有关联的经销商纷纷到香港德信行告状。为避免冲突，公司安排出口科老业务员黄又新具体落实新增茶号工作。周琮先生专门从市面上买回一批老茶饼，逐块分析制作上的优缺点，学习和总结经验。我那时已担任公司副经理职务，主管出口。
1985年12月3日，黄又新从勐海茶厂出差回来，汇报了周先生对七子饼茶新号的想法。主要内容是调整配料比例，增加粗大原料和茶饼的疏松透气性，以加速自然陈化发酵。长期以来，云南收购晒青毛茶的标准分五个等十个级，即一等一、二级，二等三、四级，三等五、六级，四等七、八级，五等九、十级。我征求审检科王星银科长和出口科临时负责人陈宝航的意见后，确定生饼编号8582，青毛茶拼配比例为：三等五级10%，三等六级20%，四等七级20%，四等八级20%，五等九级20%，五等十级10%。熟饼编号8592，因与本文主题无关，拼配比例不再赘述。我将开会研究的意见向宋文庚经理做了汇报，他表示同意，事情就这样定下来。
在实际市场运作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七子饼茶分生饼和熟饼，但外包装纸没有区别，没有茶号，只在运输包装里塞一张纸，标明品种茶号。举例来说，如7452和7572，零售时要打开包装纸才能认出来。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云南各茶厂并没有像现在一样，以包装的纸张和印刷字样来区别茶号和品质。货进到省公司仓库，仓管员在竹篓上挂一张纸条，填写上茶号数量。因仓库管理简单，时有发错货品的情况发生。
香港地区是云南普洱茶的传统消费市场，茶客对原料比例变化极其敏感。8582和8592在零售过程中如不慎混为其他茶号出售，会影响南天贸易公司的信誉。南天公司又漂亮又有风度的邱敏小姐打来几次电话，她是上海人，以前从未到过云南，却在电话里用道地的带有腾冲腔的云南话同我讨论解决办法。我提议周琮先生专门回昆明一趟，最后商订好在包装纸上加盖一个“天”字。编制新号和加盖区别文字，在当时是极其特殊的。特别是包装纸上的“天”字，更是绝无仅有。
使用新增的8582和8592茶号后，南天贸易公司同港九茶叶商会其他经销商的矛盾缓和下来。1987年港九茶叶商会会员在德信行茶叶部经理彭树东先生、云港茶叶陈宝航先生组织下到昆访问并参观西双版纳茶区。一同来访的有东荣茶叶有限公司郭宏隆夫妇、汇源茶行谭松发先生、利安茶行黄建国先生、南天贸易公司周勇父子、广源茶行张乙生先生、大来公司黄子敬先生、鹤达行陈小文先生。
宋文庚经理的惟一嗜好，就是抽一口烟。周先生回云南，会顺便带一两条免税健牌香烟。那年头，大陆人吸洋烟是比较抢眼的。1989年底，老宋退休，继任人不了解历史和业务，认为老宋吸洋烟同其对南天贸易公司的做法有关联，安排特种茶科昌金强科长发函发电，打算取消对南天公司的特殊做法。谈判崩了，周琮先生的血压也升高了。周先生个性比较强，立即去找省里有关部门反映。我当时在国外出差。省外经贸厅何桐厅长和李华雄副厅长出面宴请周先生吃饭，继任人和老宋都参加了，目的是缓和一下矛盾。两位厅长在饭桌上说这件事先摆一摆，待管业务的邹副经理回来处理。
我认为周琮先生对云南人工发酵普洱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一点特殊做法也有利于云南普洱茶扩大推销，改变做法，损失远远会大于几条烟，因而坚持并确定原定对南天贸易公司的做法保持不变。昌金强科长转过来按我的意见办，问题暂时解决了。一年以后，继任人突然召开会议，调整班子分工，要将特种茶科从我主管的范围划出去。我问要不要讨论，说不讨论了。
后来问了班子成员陈献祥先生、汤一平先生和魏谋城先生，他们都很正直，说继任人会前找他们通过气。这种情况很不正常。调整是针对昌金强科长来的，我坚决不同意，向外经贸厅递了辞职报告，回家睡觉。公司的业务出现混乱情况，业务员打电话到家里请示工作，中茶公司经理李嘉志来电话叫我不要理事。外经贸厅何桐厅长、李华雄副厅长和沈国文副厅长亲自到茶叶公司开会解决问题。1992年，继任人调走了，厅里通知我主持工作，8582也就这样保留下来。
现在，有图书或作者误将8582产生时间提前到70年代至80年代初，请作者和读者留意。8582额定的重量是357克。标350克净重的8582肯定是假货无疑了。
除周琮先生和黄又新先生外，文中提到的人物都还在世。这篇小小的文章寄托了我对去世之人的哀思和对共过事的茶人的思念之情。（文/ 邹家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