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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下的茶区、茶商与茶馆「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

发布时间:2015/9/3 13: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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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3日,是中国首个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设。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们是一个在苦难中成长的民族,面对侵略战争带来的深重苦难,中国人表现出了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为这个一脉相承的文明古国赢得了尊严和荣光,铸造了民族魂魄。

茶无国界,但茶人有国家;茶业虽小,亦贡献了一己之力。茶人虽弱,也有爱国之心、实干精神。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中与茶相关的人和事,用一杯清茶,遥祭那些保家卫国的英灵:“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

一、抗日战争与云南中茶系的渊源

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34年,起初只是国民政府下属的一个从事茶叶进出口的公司。当时中国的产茶区很多,但很少有机制茶,多是以农户为单位的粗放生产和经营。中茶公司成立后旨在改变这种状况,变粗放生产为产业化生产,最终达到提高品质、确定标准、拓展贸易等目标。

19375月1日,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召开创立大会,决定将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成一家由各个省级分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这就是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周诒春是第一任董事长,寿景伟是总经理。

成立大会并没有云南代表参加,或许是因为中国著名茶区太多,公司并没有过多注意云南这个遥远茶区。当年参加中茶公司的重点茶区是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和福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茶公司的茶厂纷纷遇到困难:不是所在地沦陷,就是经营难以为继。

1939年下半年,湖南、湖北部分茶区被日军占领,茶厂几乎全部停产,即使坚持生产的,销路也断绝了。

茶叶是战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它对面临战争的国民政府来说非常重要,这种情况下,中茶公司就必须找到新的茶产区,能够在战火之下继续生产。

其实早在1938年8月时,时任富滇银行董事长的缪云台已经主动到上海找过周诒春,建议中茶公司考虑将云南作为备选的茶产区,周诒春也同意派技术员跟着缪云台到云南来,先做考察。当年 9月,中茶公司技术专员郑鹤春和技师冯绍裘来滇考察郑鹤春和冯绍裘考察了顺宁(今临沧市凤庆县) 和昆明宜良县等地茶山的土质和气候后,回到上海向周诒春报告,认为滇茶质优价廉,很有经营价值。此时中茶公司正在为战事迫近、茶厂关闭而焦虑,听到这个消息,自然喜出望外。

很快,周诒春与缪云台商定合资经营。当年12月16日,就宣布成立了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中茶公司的地址设在昆明威远街208号,就在富滇新银行的隔壁,缪云台任董事长,郑鹤春任公司经理。

冯绍裘对凤庆的大叶种茶树大加赞赏,他认为凤庆茶叶大且肥壮,以他在祁门的经验,这将是制作红茶的绝好茶种。冯绍裘用凤庆当地的鲜茶按祁红的工艺制成了250多克红茶香味、汤色绝佳,香味浓郁、风格特别,自成一格,是难得一见的优质红茶。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冯绍裘就一直驻扎凤庆。当时的凤庆只有马道,交通不便。冯绍裘自己画图纸,请当地人建设厂房,硬是在凤庆建起了七间烘干车间、九间精制车间。机器运不进来,冯绍裘就自行设计,没有燃料,他就为机器设计了人力脚踏提供动力的功能。奇迹般的造出了“冯绍裘牌”:“三筒式手揉机”、“脚踏与动力两用之揉茶机”和“脚踏与动力两用之烘茶机”。就是这些模样古怪的机器,开创了我国自造制茶机的先河

1939年,利用当地的原生茶,顺宁茶厂生产了500担“滇红茶”,第一批红茶没有专门的包装,第一批“滇红茶”被装在沱茶篓里,请马帮运到昆明,在昆明再装进铝罐,然后再转运香港出口。

冯绍裘在凤庆忙活的时候,郑鹤春也没有闲着,作为云南中茶公司的经理,他要规划整个云南茶区的棋局和茶叶生产种类,1939年5月,中国茶叶云南公司在宜良县城近郊的下栗者村租用村民旧房,设临时制茶所,由郑鹤春负责的一条绿茶生产线即将上马,何亦鲁任所长,这个制茶所同时也是中茶云南公司创办的培训班“省茶叶技术人员训练班”的实习场所。同年10月制茶所改成茶场,主要生产绿茶,当时红茶主要的目标市场是欧美市场,而绿茶则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需要。

1940年,另一个著名的茶叶品种和茶厂诞生了。1940年,中茶总公司从恩施茶厂、江西精茶厂借调技术人员,再从云南抽调90余人,在范和钧的带领下到佛海筹备建厂,他们就地取材,搭建临时厂房。建厂之初,这里条件艰苦、物资短缺,范和钧亲自前往泰国、缅甸购买物资。

范和均等和佛海茶厂

1941年秋按照恩施茶厂改制茶经验生产出第一批”滇红“。除了加工红茶和绿茶,佛海实验茶厂还收购和加工紧茶、圆茶等。《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记载,1941年,佛海试验茶厂生产的绿茶销印度78箱、销缅甸56箱,七子饼茶销泰国462担、通过仰光销香港红茶183箱。

然而,正在云南中茶顺利发展之时,战火也烧到了这个遥远的茶区。

“1942年,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茶叶出口受阻,外销无望,内销也感困难。11月,省茶司股东会议决定压缩经营规模,规定顺宁茶厂转产内销茶为主,全年仅加工红茶50~100担,绿茶90担,沱茶106驮;佛海茶厂邻近缅甸的景栋已有战事,故决定停产疏散,11月,范和钧率领员工20余人,撤离佛海返回昆明。”1942年,日军攻入缅甸,云南茶出境通道被阻,同年,日机轰炸佛海,佛海茶厂大多数员工撤退,厂方物资只留几个负责人留守。

这一年,冯绍裘也回到了家乡湖南,1987年在家乡去世,享年87岁。

1945年,茶产业因战争没落,留守佛海茶厂的李拂一将部分1942年存留的紧茶卖给马鼎臣的鼎兴号。1946年,他又将佛海茶厂出产的1942年紧茶数千担售与思茅恒盛公,后者将这批茶全部销往西藏,以此维持佛海茶厂的工厂和员工开支。


佛海茶厂在抗战期间维持日常生产图

职工们含泪撤离勐海

参考资料:史允《富滇银行与缪系企业》;《勐海县志》;《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

二、唐季珊与华茶公司

说起唐季珊,很多人都会想到阮玲玉、张织云、梁赛珍,此男命中多红颜,他为“玩弄女人的坏男人”这个词条做足了解释。今天我们不谈他的感情问题,我们谈一谈他的茶叶事业,谈一谈他的另一个身份——茶叶大王。


唐季珊与阮玲玉(秦汉饰)

五口通商之后,中国茶叶外销一直被外国商人所操纵,多半垄断在英商手里,华商根本无法插足华茶的国际贸易。唐家祖籍广东,清末民初,唐氏家族就在汉口、九江、上海等地开设过茶栈。(茶栈是介于茶商与洋行的中介组织,其主要业务是为茶号提供贷款,存放箱茶,并通过通事替茶号向出口商洋行联系售茶事宜)。唐季珊有留学英国的背景,1914年回国后选择从事茶叶出口贸易。

1916年,蔡锷率护国军出击四川,袁世凯在忧惧中病故,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年代。实业救国盛行,中国的纺织、面粉、烟草、工矿业都有很大发展。这一年,由华商经营的中国第一家茶叶出口公司——华茶公司在上海宣告成立。华茶公司最初集资10万两,以唐家资本为主,唐季珊担任协理。

华茶公司最初以出口以小包装茶为主,当时美国的茶叶市场竞争激烈,红茶有立顿、绿茶则被日本产品占领。竞争激烈且缺乏经验,华茶公司在最初几年的经营并不理想,几年后又追加了8万两的投资,唐季珊由协理变为主要负责人,渐渐地生意开始起色,到1923年,华茶公司以大包装出口的形式在美国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1923年,华茶公司再次改为股份制,追加10万两投资,唐家的股份占百分之八十。

1925年五月三十日,日本人在上海枪杀工人,引发“五卅”血案。五卅惨案爆发,工人罢工,洋行的茶运不出去。但华茶公司并不受影响,当年出口到美国的茶叶约为2500吨。随后,美国的公司派代表常驻华茶公司,唐季珊也获得了”茶叶大王“的称呼。

1929年起,华茶公司对美的销量有所下滑,转向北非市场。1932128日,日军从所占的上海日本租界向闸北、江湾、吴淞等区域发起进攻,位于闸北区的华茶公司仓库、厂房遭到日军轰炸,货物流通也受到影响。

193777日夜,日军向卢沟桥一带中国军队开火,全面抗日战争打响。同年8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埔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

华茶公司新建的厂房、仓库和机器设备再次被日军全部烧光、炸光,这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公司几近停产。1932-1937期间,华茶公司年出口量保持6万箱上下,成为继怡和、协和、锦隆洋行之后的第四大茶叶出口商。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华茶公司业务有所恢复,但由于资金、设备不足,行业竞争激烈,华茶公司逐渐走向衰落,1954年,华茶公司宣告停业。唐季珊晚年在台湾生活,处境落魄。落魄到我现在互联网上几乎搜不到他的生卒年。

抗战期间,遭受打击的茶商和茶号不计其数,这些苦难记忆被后来的作家释放到了文学作品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在《茶人三部曲:不夜之侯》中就曾写到茶叶世家杭家在战争中遭遇的苦难,日寇进入杭州后,放火焚烧了一片片散落在丘陵平原上的茶园,日本兵在杀人之余,刀劈茶蓬,枪击飞鸟,杭氏后人杭嘉草被枪击中左肩,剧烈疼痛之下,她忍不住在地上打起滚来,鲜血染红了茶蓬、老叶和茶花。杭家顶梁柱杭嘉和宁愿自断手指也不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最后,杭州百年茶楼、吴家的“昌升茶行”也化为灰烬,冲天火焰倒映在西湖水中,悲惨而壮美。

茶无国界,但茶人有自己的国家。“八一四,西湖滨;志航队,飞将军;怒目裂,血飞腾;振臂高呼鼓翼升,群鹰奋起如流星。掀天揭地鬼神惊。我何壮兮一挡十,彼何怯兮六比零。”《不夜之侯》中杭州童子唱的这首歌谣,今天听来,依然让你我热血沸腾,更感和平的来之不易。

参考资料:邬德华《华茶公司与茶叶大王》;刘芳正《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与上海茶业》;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不夜之侯》

三、战时的昆明茶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暴发,昆明成了抗战的大后方,加之北大、清华、南开南迁联合办学,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一时大师林立,成了今人仰不可及的教育高度。如今读汪曾祺等经历过联大的那一辈学人的文字作品,除了对那一段时光的怀想,更多的涉及了昆明的各种风物。当然,茶馆这个极具大众文化与公共空间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教授学子百姓齐聚一堂的盛景。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里介绍了昆明的许多的茶馆,有凤翥街,有正义路,青云街等地方,而南菁中学边上的丁字坡和青云街云南大学交汇处的一片地方,汇集许多的茶馆,清一色的盖碗茶。偶尔可见评书艺人在里面讲《七侠五义》《说岳全传》之类。到晚上,青云街上的老师学生会突然多起来,茶室成了校园的扩展、课堂的延伸。师生的同桌品茗,谈古论今,使街道文化气氛增添了许多。

把茶馆当作课堂,唐德刚先生写过在重庆沙坪坝茶馆的经历,甚至在茶馆里完成了一篇论文。在昆明也同样如此,散漫的生活竟也惹出了一桩文字公案。

前些天明哥来家看书,翻出了三册李长之的《中国文学史稿略》,谈到了李长之四十年代初到云南的时候写了篇《昆明杂写》,把昆明人比作牛,这话惹恼了昆明人,据说也得罪了省府主席龙云,搞得李长之仓皇而走。

懒散的生活与茶馆的悠闲,构成了昆明人的日常形态。在“莫谈国事”的招贴下,人们依旧谈论着政治时事、文学理想和家长里短。刘文典泛着油光的长衫,闻一多的明志长须,吴宓、罗庸、朱自清、杨振宁、华罗庚,这些历史的身影,流连忘返。

在这个时事艰难的日子里,与悠闲相对应的,则是那一声声凄厉的警报声。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上,跑警报的轶闻数不胜数,而最有名的则是刘文典跑警报骂沈从文的段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西南联大8年的时间里,有的人浸泡在茶馆里,钻研国故,接引新知,也有的投笔从戎,为国捐躯。如今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阴,还镌刻着这8年时间里奔赴战场的学生的名字,他们曾经也爱茶馆,也高谈阔论,但他们也知道空谈误国,唯有杀敌才能雪耻。

于是像穆旦这样的大诗人,也放下笔随军加入了举世闻名的中国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杜聿明任军长的第五军出战缅甸。也在惨败后随军撤离,途径野人山,目睹战争的惨烈,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野人山》。

《 野人山》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 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是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注:上万名战尸的战场,后来长出松林,如有人砍断它们,断口会流出殷红的汁液。当地人从不到那里种植砍柴。)

一九四六年,在青云街丁字坡那个茶馆密集的地方,随着一声枪响,李公朴倒在了血泊中,而后的两天,闻一多也倒下了,那些茶馆再也没有的慷慨激昂的阔谈,所有的故事都湮没在泛黄的故纸里。

参考文献:余斌《西南联大——昆明记忆》 ;穆旦《穆旦诗选》;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

来源:茶业复兴编辑部

图片源自《国家人文历史》等,谨以致谢。